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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萧统编辑《陶渊明集》，合序、目、诔、传而为八卷，有诗六十二题，其四言诗一卷，共九题。加上卷六的《读史述九章》、《扇上画赞》和陶集卷七的《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中的祭词，陶渊明四言诗的实际创作数量已经是十四题，占其诗歌创作总数的22.58%。当今诸多文学史类的教科书对陶渊明的四言诗略而不论，治陶诗者也未见有对此内容的专门论述，《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1986年11月第一版第852 页）甚至认为“他的四言诗并不太出色”。究竟如何评价陶渊明的四言诗，他的四言诗创作在中国古代四言诗发展上到底处在一个什么位置，这是必须要搞清的问题。本文从文本学的角度对此作综合考察，以期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
一、陶渊明的四言诗在该诗体创作、发展、传承过程中的定位
中国古代文学的源头是《诗经》。作为一种合乐文学，其乐辞整齐简括，多以四言为主，属于经过了文人加工提炼过的先秦标准语。据夏传才先生统计，《诗经》共7284句，四言句子就有6724句，约占92%以上（见《先秦诗歌鉴赏词典•序》）。可以这样认为，是当时社会的物质文化孕育、催生了四言诗体，而这种诗体自然也就成了表现当时社会生活的最佳的文学形式。《诗经》的作者们是了不起的，他们首先运用这种体裁，并迅速将这种体裁的创作推向了后人无法企及的峰巅 。社会物质生产的能力在不断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便日趋丰富，四言诗的外壳，已经容纳不下多采多姿的生活内容，随着大汉王朝的崛起，五言诗逐渐成为诗坛创作形式的主流，即使这样，四言诗并没有销声匿迹。笔者用逯钦立先生辑校的《先秦汉魏南北朝诗》进行统计，得出下表：
朝 代 作者数（人）诗歌总数（题） 四言诗总数（题） 四言诗所占诗歌总数比（%）
汉（426年） 58 96 26 27.8
魏（45年） 30 253 40 15.81
晋（155年） 196 677 277 40.91
宋（59年） 57 399 26 6.51
审视此表可以发现，诗歌创作的数量呈逐朝增长的趋势，这与整个社会物质文化总量的递增是同步相关的，而四言诗的发展却显现出一种不平衡性，晋时四言诗数量猛增，多到平均每年约4.4题诗歌中就有1.7题是四言体，这时期不仅诗人数量大增，而且重量级的诗人不断涌现，且大多擅长四言，傅咸、张华、两潘、二陆皆是文采风流，诗笔如椽，写作了大量的四言诗。刘宋一代，尽管诗学未衰，诗歌年总量攀升至四个朝代之首，达到年平均近7题，但其四言体诗歌却少得可怜。陶渊明生当晋、宋之际，文学的大气候不会不对他产生影响。依63岁说计算，他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年），他在“刘宋王朝”仅仅生活了7年，其四言体之作，除了一篇目前在创作时间上尚有争议的《扇上画赞》和《自祭文》中的祭词或许是写在宋朝外，再也没有别的四言之作了。我们可以初步认定，陶渊明是生当四言诗较为流行的晋朝，他是有意承继这种体裁，并将该体裁的文学创作推向顶峰的最后一位诗人。听着远古编钟的金声玉振，他的身后是阮籍、嵇康、傅咸的沐浴在夕阳中的影子，屹立在晋、宋相交的界河边，陶渊明柱着手中的锄头，用他苍老而嘶哑的声音吟道：
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
“呜呼哀哉”的不仅是渊明，还有两晋时期曾一度流光溢彩的四言诗。
二、陶渊明四言诗的主要内容及艺术技巧
陶渊明二十余首四言诗，从内容上看，可以分成七类。
第一，劝农诗。
在陶渊明复杂的思想渊薮中，农本思想是格外引人注目的，他之所以不慕“好爵”，投冠归林，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农本思想。他认为农业生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从事耕作并非是一件丢人的事，他对农耕表现出一种特有的喜悦。这在他的很多诗中都有所体现。
能集中反映他的农本思想的，自然是他的《劝农》。
《劝农》共六章。作者从远古写起，赞扬了在“黎民阻饥”之时，教百姓“播时百谷”（《书•舜典》）的后稷，并举出舜与禹亲自参加劳动生产的例子说明古代当政者对农业的重视。不仅当政者率先垂范，就连古代的隐士也能亲自耕作，不以农事为耻，于是渊明举出春秋时长沮、桀溺的例子，作进一步的证明。“相彼贤达，犹勤陇亩；矧兹众庶，曳裙拱手！”这既是对自己躬耕陇亩的自激自励，又加杂着指讽、讥刺。的确，天地翻覆的晋、宋时代，有几个文化人能像陶渊明这样“勤靡余劳”和“乐天委分”（《自祭文》）呢？
沮、溺之事最早见于《论语•微子》。先秦典籍中多有记述。沮、溺二人正在耕作，孔子让子路前去打听渡口所在，二人不仅言语中有奚落之意，还借机对其进行了一番教育“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避人之士也，岂若从避世之士哉！”显然在沮、溺二人眼中，孔子只不过做了个“避人之士”，而自已则是“避世之士”。陶渊明究竟是愿做“避人之士”还是“避世之士”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沮、溺之典，渊明的引用之意绝不仅仅在“贤隐亦归耕”这一层意思上，且看渊明用此事的几个例句：
（1）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可叹。（《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2）辽辽沮溺、耦耕自欣；人鸟不骇，杂兽斯群（《扇上画赞》）
（3）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渊明以为远古时的长沮、桀溺与自己的心灵是完全相通的，生活于大自然的怀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人鸟相处，邻里相顾，这是何等优由闲适的生活。因此，渊明反复吟诵沮、溺之事，实是借古人之酒浇自己心中块垒，他在向人们表述，生于腥风血雨的时代，他也只能做个避世的沮、溺，以耕作自乐了。这三处文字，或显或隐，是对《劝农》中关于沮、溺之事的生动解说。
渊明的劝农诗，绝不仅仅停留在诗理的表述上，他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充分重视诗的文学特征，以鲜活生动的画面展示丰厚的思想内容，该诗的第三章写道：
熙熙令音，猗猗原陆；卉木繁荣，和风清穆。纷纷士女，趋时竞逐；桑妇宵兴，农夫野宿。
诗的前四句描写出一幅生机勃勃的春野景象。春天的原野，人声和乐，好鸟相鸣，牲口的叫声、犁铧的碰击声、耕夫的鞭子声、地头田间的嘻笑声，汇成了人籁、地籁、天籁（《庄子•齐约论》）的美妙音响，这便是农村乡野的春之声！诸多注本在诠释“熙熙令音”时或以为是“自然的音响”或以为是“人语声”，实是受古人注释的拘牵，有失偏频了。如果说首句是状其声的话，该句便是绘其形了。“猗猗”，是美好，繁茂之意。该词最早见于《诗经•卫风》的第一篇《淇奥》，它本是描写竹林之景的，谙熟《诗经》的渊明借用过来，自然不是专写竹子，而是泛指田野中的各种树木了。“东园之树，枝条再容”（《停云》）、“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时运》）、“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微雨洗高林，清飙矫云翮”（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便都经钱溪）、“高柯擢条干，远眺同天色”（《联句》）这些活在渊明诗笔之下的生机盎然的各种树木，不就是“猗猗”的具象吗？
后四句则写出了春日耕重的繁忙、紧张。“纷纷士女，趋时竞逐”是总写。春日耕种，农时要紧，村中男女老幼自然不敢少有耽搁，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趋时竞逐”便写出了不误农时的紧张。“桑妇宵兴，农夫野宿”是分写，抓住采桑妇女的早早起床与农夫为赶农时干脆住在田间来写，就使上面的“趋时竞逐”得到了佐实。另外，清人陈继揆《读风臆补》（光绪六年刊本）评《诗•魏风•十亩之间》以为其“雅淡似陶”，作为一首描写采桑女劳动归来的作品，它的风格与陶诗恬淡自然的主体风格并非完全相同，但它清新明快，疏朗向上的特点却与陶渊明的这首《劝农》有惊人的相似。
《劝农》的第五章，作者以饱含激情的笔触，对农业生产的意义进行深入地挖掘，指出了农耕是人类得以生存的物质保证，这是全诗的点题之章：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宴安自逸，岁暮奚冀？担石不储，饥寒交至。顾尔俦列，能不怀愧？
渊明在强调“勤”的同时，也讥讽了那些贪图安逸的人。春去秋来，辛勤劳作，淳厚的渊明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耕载耔，乃育乃繁”，（《自祭文》）渊明用他的“勤靡余劳”给自已的农本思想作了浸透汗水的诠释！
不管渊明对农耕的意义作出多少强调，有一个读书人都知晓的事实他不得不正视：孔子将问农的樊迟斥责为“小人”（《论语•子路》），为儒学争得数千年正统地位的汉代巨儒董仲舒专心琴书，“三年不窥园”（《汉书•董仲舒传》）。怎样评价圣人、硕儒的“鄙农”之举？渊明放下手中的活计，摸了一把脸上的汗水，望着南方云卷云舒的庐山诸峰悠然说道：“假若超然物外，真能做孔子、董仲舒那样的人自然也就可以不务农了。对他们，你说我敢不整齐衣袖、多说好话吗？”
——这是渊明式的幽默！
第二，赠答诗。
渊明的四言体赠答诗共3首。《赠长沙公》是赠给宗亲的，《酬丁柴桑》是酬赠地方官员的，《答庞参军》是应答官吏的。笔者拟从三个方面考察这三篇作品。
其一，三首诗的创作时间。《赠长沙公并序》的写作时间自古以来便存在争议。元初学者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引张縯《吴谱辨证》“以此诗为宋元嘉乙丑（425）作”；逯钦立《陶渊明集注》以为诗中受诗者过渊明“当在晋义熙五年（410）以后元熙二年（419）之前”；龚斌《陶渊明集校笺》谓此诗作年“但在宋受禅（420）前当可肯定”，而郭维森《陶渊明集全译》则直接将此诗系于义熙元年（405）。该诗创作年代的认定上下悬殊竟达20年！《酬丁柴桑》，郭以为在义熙二年（406），龚以为在义熙四年（408），逯以为在义熙五年（409）。《答庞参军》郭从逯说，系于宋文帝元嘉元年（424），龚从陶澍《陶靖节集》注说，谓其在宋景平元年（423）冬。比排上述时间，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两点结论：第一，尽管三首诗中每一首的创作年代均有异说，但最早的年代也在晋安帝义熙元年（405），陶渊明已是不惑之年，即使按其享年59岁说，此时的渊明也已37岁！诗人“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与子严等疏》），他看惯了人间的血腥与残狠，也看惯了人心的险恶与叵测；他看惯了势利小人的追腥逐臭，也看惯了小人得志的炙手可热！此时的渊明早已是“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萧统《陶渊明集序》），在这个年龄段“酿”出的诗是能够代表诗人的社会认知深度和诗道审美水平的。第二，三首诗创作的年代跨度较大，这说明，四言体的诗歌创作对于作者而言，绝不是“即兴写上几首”，他在自已的一生中始终没有漠视这种诗歌形式，四言诗在他的诗宛中是占有一席这地的。
其二，诗题的内涵。三首赠答诗，题目是频有深意的。
赠者，奉送也。赠诗亦多为送行或贺颂之意，赠受双方偏于礼节上的应酬，而少有亲情上的怡忱。但这首诗偏偏是写给他的同宗晚辈陶延寿的。延寿是长沙郡公陶侃的五世孙，后袭其爵号，称长沙公，长沙公因事途经浔阳，方与渊明相识。但渊明这一支久与同宗的其他几支断了往来，“昭穆既远，以为路人”（《赠长沙公并序》），此次邂逅，渊明丝毫也没有攀附这位阔亲戚的意思，用一“赠”字，不亢不卑，实是既不屈已意又给足对方面子的做法。
酬，《说文》释曰“主人进客也”，用于诗文相赠也有“报献”的微意在其中，丁柴桑，柴桑丁县令。古人习惯以地名代官职系于姓后，故有此称。渊明故里属柴桑县治，原柴桑县县令刘程之与渊明交好，后程之弃其官位，归隐庐山。《宋书•周续之传》所谓“浔阳三隐”者，除渊明、周续之外，就是这位大汉楚元王的后人刘程之了，由于刘程之的介绍，新上任的丁县令遂与渊明成了莫逆之交。二人经常一起游览山水，饮酒论文，渊明视其为“心期”之友。诗题不曰“赠”而曰“酬”便有情谊深厚、赠诗以谢的意思。
答，应答也。渊明所答的这位庞参军，生平事迹不详，检视《陶渊明集》，答赠庞姓的诗除这首四言《答庞参军》外，还有五言同题诗一首及五言《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何孟春《陶靖节集》注引《吴正传诗话》以为庞参军即庞主簿，乃江洲刺史王弘旧人庞通之。清人陶澍《靖节先生集注》力证其谬，以为绝非一人，只有四言、五言《答庞参军并序》方是同一个人。庞参军，其事不祥。渊明为何以诗答赠？《答庞参军并序》说：
庞为卫军参军，从江陵使上都，过寻阳见赠。
原来是庞氏有诗相赠，渊明不得不以诗相回赠。同题五言，渊明又一次强调了“回赠”之意：
三复来贶，欲罢不能。自尔邻曲，冬春再交；款然良对，忽成旧游。俗谚云：“数面成亲旧”，况此者乎？人事好乖，便当语离。杨公所叹，岂惟常悲？吾抱病多年，不复为文。本既不丰，复老病继之。辄依周礼往复之义，且为别后相思之资。
这段序不仅说本诗是依照古礼必须写的回赠诗，它还对二人交往的实质作了定性：“数面成亲旧”，这与陶、丁二人的“心期”之交不是有了明显的不同了吗？两首答庞参军的诗用了同样的题目，又都加了序，并且又都在序中点示答诗的缘由，这绝不是偶然的，渊明实是通过这些传达出他内心深处的某种信息，与庞氏之交仅是“面”交，其深浅薄厚，在渊明心中是一清二楚的。一“答”而再“答”，终是结邻之友，短时新交。
这让人看到了渊明以“答”命题的真正内涵，也在题式上补证了陶澍论证结论的正确。
三首赠答诗，“赠”、“酬”、“答”的不同使用，不仅让人看出渊明命题下笔的严谨，而且更反映出渊明交友的慎重不苟。
其三，相勖以德与相警以慎。
渊明的三首四言体赠答诗反映出一个共同的主旨，即对德的称重。
德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基本的概念。《易•乾》说：“君子进德修业”；《论语•里仁》谓“君子怀德”，并告诫弟子要“志于道，据于德”（《论语•述而》）。在古人那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以“德”为首，渊明的四言赠答诗也将“德”放在了显要位置。在《赠长沙公》中，他赞美宗祖陶侃：
於穆令族，允构斯堂。谐气冬暄，映怀圭璋。爰采春华，载警秋霜。我曰钦哉，实宗之光。
陶侃由一普通的小吏累官至国朝太尉，正因他处事机敏小心，不骄不躁。到了晚年，虽是功成名就做起事来却越发如履薄冰，连《晋书•陶侃传》也说他“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渊明对这位有着虚怀若谷、言行谨慎美德的祖上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就连教育儿子，也还在说“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命子》）。
渊明与丁柴桑的交往虽有友人的撺掇，但关键还是以同气而相求，以同声而相应。他在《酬丁柴桑》中首先写道的，是他体察民情、办事公正的美德和虚心待人、从善如流的品质：
有客有客、爰来宦止。秉直司聪，于惠百里。餐胜如归，聆善若始。
渊明与庞参军“并非素识”，且“因结邻始通殷勤，冬春仅再交”，虽“为时尚浅”（陶澍《陶靖节集注》），只是一般的朋友，也肯定庞氏“欣德孜孜”，这不仅是对朋友的赞扬，也是对自已的勉励。
“朋友合以义，当展切偲之诫”（清•程允升《幼学琼林》）,渊明的每一首赠答诗，几乎都要对亲朋友人发出出自内心的提醒。他在鼓励长沙公陶延寿不断进取的同时，又告诫他说：“敬哉离人”——千万谨慎啊，你这即将离去的人！庞参军的行舟就要扬帆了，渊明叮咛他道：“勖哉征人，在始思终；敬兹良辰，以保尔躬”——努力吧，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什么事开头时就要想到结局，越是遇上好时光越要谨慎，千万保重身体！从这些殷殷话语中，它不仅让我们感受了陶渊明身上所显现出的陶侃、陶茂的流风余韵，更让我们看到时代的阴影在渊明心中留下的深深印痕。
第三，游览诗。
渊明的四言游览诗仅有《时运》一篇。时运，日月运行也。《方言》曰：“日运为缠，月运为逡。”运，也就是行。《淮南子•要略》也有“知逆顺之变，避忌讳之殃，顺时运之应”的句子。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发生了中国文化史值得大书一笔的事，王羲之与名士孙绰、谢安共四十一人，齐集会稽兰亭修禊觞咏，为后人留下了二十六位名士的十四首四言诗、二十三首五言诗（见逯钦立辑校《先秦魏晋南北朝诗》）。五十一年后的这一天，陶渊明身着春服，偶影独游，和美的景物使他欣慨交心，难以自抑，归而赋诗，写下了四言诗的千古绝唱——《时运》。
诗一开首，作者用轻灵愉快的笔调设色绘形，写出了春天的美景：
迈迈时运，穆穆良朝。袭我春服，薄言东郊。山涤馀霭，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作者用“穆穆良朝”笼括全景，然后分写山、宇、风、苗，起笔空阔，而补笔实足，自是斫轮老手诗法。万里长空，只有片羽白云迟回蓝天；一片青山，不见寸缕烟岚萦旋崖际。正所谓山青气爽，天高云淡！此时清风徐来，田野中的禾苗泛起层层绿浪。着一“翼”字，生机顿出。此章末二句的写景犹具个性，“翼彼新苗”，唯渊明能有此句。幽居的渊明对“新苗”怀有的情感是魏晋名士们所难以产生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春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二）、“新葵郁北墉，嘉穗养南畴”（《酬刘柴桑》），非能躬耕垅亩者，是绝不会对这些物象情有独钟的。兰亭名士们的三十七首诗作多数都是在“莺语”、“修竹”、“游鳞”、“凝泉”、“幽涧”等传统意象上择词组句，表达“散怀山水，萧然忘羁”（王徽之《兰亭诗》的“名士”之思，能写出个性的，几乎没有。同样题材的诗作，三十七首兰亭诗抵不上一首《时运》，这绝非妄评。
诗的第二章便是扣住“修禊”的描述。
“修禊”又叫春禊。古代民俗，春时在水边举行祭礼，然后在水中濯污去垢，祓除不祥。此事多在阴历三月上旬巳日，故又叫上巳节。《后汉书•礼仪志上》：“是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洁。”魏晋以后，改在三月三日，王羲之诸人共修此事，曲水流觞，为此一古老节的日增添了新的活动内容，后唐人宴饮曲江，倾城禊饮踏青，均是此意。这在吴自牧《梦梁录》中有所记载。渊明“洋洋平律，乃濑乃濯，邈邈遐景，载欣载瞩”便是表现“洗濯祓除”，而“称心而言，人亦易足；挥兹一觞，陶然自乐”自然就是沿兰亭故事，饮酒助兴了，不同的只是渊明“独自把盏，独得其乐”而已。
第三章，渊明面对滔滔春水，发思古之幽情，想到当年孔子与群徒谈论志向，曾皙浴沂舞雩的乐道思想得到老师赞许的事情，不禁感慨万端：
我爱其静，寤寐交挥。但恨殊世，邈不可追。
这里的“静”，不是平常意义上的安静，而是“幽居”、“隐居”中的“静”，是一种远离“世情”的自给自足自乐的安定坦然。“岂无他好？乐是幽居；朝为灌园，夕偃蓬庐”（《答庞参军并序》）、“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归园田居五首》之二）、“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答庞参军并序》）、“穷居寡人用。时忘四运舟”（《酬刘柴桑》）等所反复申述的都无不是这样的一种极具情绪色彩的隐逸。真静难得，古人难寻，渊明只好发出无可奈何的感叹。《同阅曹 陶谢三家诗•陶集》卷一谓“浴沂之志，尼父已与曾点；千载而后，复有知已，靖节若在圣门，与点真一流人物”，这的确是中允之论。
诗的最后一章，渊明采用大笔勾勒的方法向人们展示出他的生活场景：
茅檐低小，柴门半闭。院中一片是草本、木本的药圃，一片是家种野植的花园。院中一角翠竹茂密，摇曳出半院清凉。屋内，素琴横放，旁边还有半壶未饮完的浊酒。如此一幅静态的油画，已将房院主人的生活、追求、情趣、爱好活脱脱地表现出来，实是以物写人、以形寄义的妙笔。篇末，渊明毫不掩饰，发出圣世不再、无人了解自已的深沉叹喟。“渊明之心亦良苦矣哉！”（温汝能《陶诗汇评》）——苦就苦在“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骆宾王《在狱咏蝉》）；苦就苦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楚辞•渔父》）。
《时运》的章法也是引人注意的。以出游始，以归庐结，首尾照应，结构谨严。中间二章，一以乐，乐眼前美景、壶中清酒；一以恨，恨圣人已去、邈不可追。对比鲜明，在情感的大起落中寄托深意。
《时运》不仅是魏、晋游春诗中的神品,更为谢灵运诸人的游览诗开无限法门。
第四，训子诗。
教诲子女、晚辈的诗，陶渊明之前并不是太多。汉时韦玄成作《戒子孙诗》，告戒子孙谨慎守成；晋左思《娇女诗》，描摹二女的生活情态，以嗔怪之笔抒舔犊之情；晋谢混有《诫族子诗》对家族晚辈谢灵运、谢瞻等一一诫励。与上述三首诗相比，渊明的《命子》从诗的结构到诗的内容都有自己的特色。
命子，教子也。《册府元龟》此题作《训子》，故“命”解作“训”亦通。长子陶俨即将步入“成童”，渊明特意为他写了这首诗，勉励儿子发扬先祖精神，争取成才。全诗十章，前七章追忆陶家宗族的历史，赞扬了由陶唐至陶茂列位建功立业的先辈，表现出对家族历史的自豪。晋时门第之风甚炽，渊明罗列祖上勋业，并非炫耀出身“洪族”，实是借此激励儿子上进而已。诗的第八章，从为儿子命名的来历上，表述一个普通父亲的良苦用心：
卜云嘉日，占亦良时。名汝曰俨，字汝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
《礼记•典礼》曰：“毋不敬，俨若思。”渊明由此为儿子取名叫“俨”，表字“求思”，首先就想在明事礼上要求他，要有恭敬、庄重、温和的行为作风和合乎儒学规范的待人处事的方法、习惯。这可以看作是成“人”的要求。“尚想”，还想、又想到。孔伋，字子思，为孔鲤之子、孔子之孙。他继承祖父的儒学，著《子思》二十三篇，见《汉书•艺文志》。又曾出任鲁国国师，以正统儒学教导鲁缪公，实现了儒家极推崇的“为帝王师”的人生追求。据《史记•孟子列传》说，“亚圣”孟子也出自子思之门。而渊明祖父陶茂慎终如始，官至武昌太守，《晋书•陶潜传》有载。其父去世虽早，其功业据说也非同一般。南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言渊明之父名逸，曾任安城太守。此时的渊明“总角闻道，白首无成”（《荣木并序》），生活上“箪瓢屡馨，絺綌冬陈”（《自祭文》），而且“负影只立”，无兄无弟，只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早已远嫁他乡。他对陶俨抱有莫大的希望，盼着他能像孔伋一样振兴祖业，这当然也就是成“材”的要求了。渊明甚至不厌其烦地补述，人人都希望儿子胜过自己，并不是只有我陶渊明才这样。“夙兴夜寐，愿尔斯才”，真可谓是耳提面命，谆谆教诲。然而，仅两年过后，渊明便在《责子》诗中表现出彻底地失望，不仅长子陶俨懒惰无比，二儿子陶俟也对读书、作文毫无兴趣，陶份、陶佚都已经十三、四岁了，连“六”与“七”都难以区分，第五个儿子虽已九岁，除了吃之外，什么也不懂。五个儿子终究无一人成材，这恐怕是写《命子》时的渊明做梦也难以想到的。
诗的最后一章，作者诗笔一转，对未成年的孩子发出了“福不虚至，祸亦易来”的警告。从全诗的情感发展来看，此二句也许有些唐突，然大凡父母之爱子，爱之深则忧之重、自然也就言之切了。另外，陶门家风，素以恭谨保身相递传，更况晋、宋之时，倏忽幻异，波谲云诡。渊明出仕归隐，反复几次，应当是有“避祸全身”的缘由的。如此看来，这种警告也就顺理成章了。
《命子》由远祖言及爱子，一线串珠，繁而不乱，几乎可作渊明一宗之“族谱概要”看，其诗的容量是相当大的。层层铺衬，使命子之意尤显豁深。温汝能《陶诗汇评》谓“谆谆诫勉，其切望于诸子深矣”，其实这首诗让人产生的这样一种阅读效果与该诗内在结构安排上的妥帖合理是分不开的。左思的《娇女诗》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训子诗，而韦、谢二人之作偏于空洞说理，难以与渊明之作相匹敌。《命子》诗为后代此类题材的创作树起了高标，宋人训子诗的兴盛，笔者以为，实以《命子》为滥觞。
第五，感怀诗。
陶渊明的四言感怀诗共三首。酒缸里是新酿的酒，后园中是盛开的花。感春日景象，怀远方知已，作《停云并序》；日月递嬗，时不待人，感木槿之朝生暮落，怀功业之一事无成，作《荣木并序》；天地无涯，枝寒云碍，质本高洁，心向自由，托飞翔之归鸟，寄满腹之情怀，作《归鸟》。这三首诗是渊明四言诗的重要作品，尤其是《停云并序》、《归鸟》自古以来便被公认为是陶渊明四言诗的代表作。这一组感怀诗，笔者从三方进行研究。
1．对功名的焦虑与无奈。
陶渊明原本不是一个对功名事业无动于衷的人。“於穆令族，允构斯堂”、“我曰钦哉，实宗之光”（《赠长沙公并序》），家族的丰功伟业时常激动着诗人的心，何况渊明自幼受到儒学浸染，“三不朽”之说的影响是刻骨铬心的。四十岁时，渊明的功业还不见踪影，这不禁使他焦虑不安起来。人生如寄客，“憔悴有时”是必然的结局，于是渊明怅然而赋：
嗟予小子，禀兹固陋。徂年既流，业不增旧。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我之怀矣，怛焉内疚！
他不仅责备自己没有抓住时间，使学业大进，而且对自己经常沉醉酒中表达出深深的愧责。好像渊明并没有绝望，他在《荣木并序》的最后一章自我激励道：
先师遗训，余敢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战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这也许是最能反映陶渊明入世思想的诗句之一，它明白无误地显示出渊明对功名事业的渴望和信心。然而生性爱静的渊明面对纷乱的时局，更多的表现出的却是他的矛盾和不安：
贞脆由人，祸福无门。（《荣木并序》）
福不虚至，祸亦易来。（《命子》）
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否？（《游斜川并序》）
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诸人同游周家墓柏下》）
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酬刘柴桑》）
因此，在渊明“出”与“入”经常交战的时候，他的内心便充满着对前途的茫然、对生命的忧虑、对灾祸的惊惧。“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归去来兮辞并序》）这种疑问不知多少次诵上渊明的心头，《荣木并序》末章的自励绝非渊明一贯的心理呈现，而是他焦灼不安的另一种心理形式的展示。
2．对自由、高洁的追求。
《归鸟》是渊明“出”与“入”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路标，该诗的内容告诉人们，一段旧的生活已经结束，新的生活已经开始。
归鸟，回归之鸟。作者以“归鸟”作题，寄托了一种迷途已久、远飞已久，现在终于回到该回之处的情志。归鸟与飞鸟，一字之差而内涵迥异。
《归鸟》共四章。每章开头均用“翼翼归鸟”，这在渊明的四言诗中是仅有的。同句反复，复沓重叠，这本来是《诗经》习见的章法，而渊明三十一首四言诗中这唯一的使用，却让人觉得非比寻常。
翼翼，逯钦立《陶渊明集校注》训为“飞翔悠闲貌”。郭维森《陶渊明全译》解作“翱翔悠闲貌”。在“形容畅快、如意地飞”这一点上，两家的解并没有什么不同。“翼翼”用在“归鸟”前作定语，在全诗中四次重复出现，实是透露出一组信息：这是一只曾经历了各种风险，现在已经平安归来的鸟；这是一只曾经苦闷彷徨，现在终于辩明了生活方向的鸟；这是一只远离尘嚣，现在可以清静闲适的鸟；这是一只避开了暗箭,现在已无生命之忧的鸟！“翼翼归鸟”，笼全篇，显主旨，实为全诗之关键，这是寓义于物的高妙。诗人又将飞鸟形象精心描绘，把它放在四时风物中进行塑造。春天的归鸟有时远翔在蓝天的尽头，有时近憩在入云的山峰，春风荡漾，水秀山青，穿飞在清荫中的鸟儿，翻转翅膀，调整方向，寻找着与自己同心的良友。夏日的季节，气候无常。虽然有时浮云蔽日，但左躲右闪，上飞下俯，总是要回归栖息的树林。飞鸟恋林，这是物性所致，纵然是天路杳渺，也难改鸟儿衷情。秋高云谈，天朗气清，四顾不见了往日的友朋，它们的鸣叫声似乎还在耳边鸣和，只是我这恬谈悠远的心胸似乎与这金风送爽的高秋溶在了一处。立在寒冷的树梢，宿在高高的枝条，虽然晨风寒冷 ，不停地吹拂，仍然是千声百啭，以慰寂寥。因为这里没有突然射来的暗箭，寒也逍遥，冷也逍遥！一个鲜活、生动的飞鸟形象栩栩如飞，它似乎已经出现在你的眼前。作者通篇用“比”体，以鸟比人，以鸟的行为比人的活动，这是典型的《诗经》笔法。吴师道《吴礼部诗话》说：“《归鸟》四章，一章和风，二章接‘清荫’句下，三章日夕气清，四章寒条，具四时意。”吴师道发现的只是作者把飞鸟放进四季变化中加以刻画的构思，并没有看到这写法背后藏着的机杼，飞鸟的四季活动实际上就是渊明一年生活的象征，他的诗性思维使他将自己的生活环境，诗化为鸟的环境，他把自己人生的价值取向通过鸟的比喻传达出来，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渊明很多诗中得到印证。
《归鸟》，反映了渊明对自由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更反映出了他人生活志趣的高洁。
3．《停云并序》的系年。
诸多注家多将《停云并序》、《时运并序》、《荣木并序》系于同年，而把《归鸟》附于别处，其实《停云并序》的情致与《归鸟》同出一脉，甚至不少用词都是相近或相同的。请看下列词语（前为《归鸟》词，括号中为《停云并序》词）的比较：
翼翼归鸟（翩翩飞鸟） 远之八表（八表同昏）
翻翮求心（敛翮闲止） 好音时交（好声相和）
虽无昔侣（良朋悠邈） 悠然其怀（静寄东轩）
宿则森标（息我症柯）
此外，两首诗的题目结构相同，均为偏正式；两首诗的章节相同，均为四章；两首诗的情调相同，一个是借归鸟表达追求的高洁和悠然无虑的安逸，一个是对春酒怀念远方的友人和表现隐居者的闲适，前者说自己如鸟儿归隐密林、不用射手再忙乎了——给当权者以恢谐的嘲讽，后者写春雨泛滥、桥断路毁、八方昏暗、一片汪洋——对国政影射、排揎。
从以上用词、诗题、章节、情调、内容等方面的分析，笔者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归鸟》、《停云并序》的创作时间绝不可能相隔太远，它们应该是同一年的作品，均应在渊明决意归田、永不复出之后，诸多注本将二诗分别系年似乎并没有多少充足的证据。
《停云并序》、《荣木并序》、《归鸟》自古以来便被人们公认为是渊明四言感怀诗的杰作。刘克庄《后村诗话》：“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陆士衡后，惟陶公最高，《停云并序》、《荣木并序》等篇，殆唐突建安矣。”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二：“《停云》、《归鸟》四言之佳唱，亦柴桑之绝调也。”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渊明《停云》、《时运》等篇，清新简远，别成一格。”
所以，这三首感怀诗不仅有着丰厚的思想内容，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不仅是研究陶渊明四言诗创作的重要作品，也是研究我国四言诗发展史的不可或缺的材料。
第六，祭挽诗。
祭挽诗，祭奠、送丧之歌也。或用散体、或用韵体，而以四言韵体为祭挽诗的正宗体式。陶渊明的祭挽诗共三篇，均是四言体。《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痛悼亲人去世，情真意切，摧心断肠，乃是天地间一等真文章，俱见作者真人本色，《自祭文》实属备祭之作，寄意深重，寓意深远，死以生言，庄以谐出，属晋宋间不可多得的奇文。
三篇祭词，让人看到了作为普通人与隐士双重身份的陶渊明的“真”。
1．写真事，抒真情，情在事中。
渊明一生从不为别人写祭词。程氏妹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敬远是他的堂弟，因此在渊明为二人写的祭词中，在叙述被祭者生前事迹的同时，往往将祭者与被祭者相关的事一并写出，这便使祭文所述之事，越发显得真实可信，程氏妹乃渊明庶母所生，小渊明三岁，后嫁与程家，渊明十二岁时，小妹的亲生母亲病逝，渊明便格外关心这个年仅九岁的妹妹，二人就是在这样的兄妹亲情中一起长大的。渊明三十七岁时，自己的亲生母亲去世，这对幼年便失去了同一个父亲的兄妹，虽是天各一方，却是亲情更浓。“奈何程妹，于此永已”！更况“书疏犹存，遗孤满眼”，这字字血、声声泪的痛悼岂是造作可以“造”得、虚构可以“构”得？
《祭从弟敬远》也是如此。
敬远小渊明十六岁，二人之父是兄弟，二人之母是姐妹，二人自幼皆失去父亲，同在一房长大，性情，志趣又非常相近，未料仅三十一岁的敬远却溘然长逝，呱呱遗稚，哀哀嫠人，这真使渊明痛不欲生！“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李白《古风》），年近五十的渊明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斯情实深，斯爱实厚。念彼昔日，同房之欢。冬无緼褐，夏渴瓢箪。相将以道，相开以颜。岂不多乏，忽忘饥寒。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敛策归来，尔知我意。常愿携手，置彼众议。每忆有秋，我将其刈，与汝偕行，舫舟同济。三宿水滨，乐饮川界，静月澄高，温风始逝。抚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离世。
这段祭词回忆了与逝者在一起的生活往事，寒来暑往，春种秋收，一同饮食，一起劳作。如许文字，无一“悲”字，但作者悲情却表现得淋漓尽致，更加生动感人。同是亲人，写程氏妹偏重在她与自己的相依相慰，写敬远则重在说他与自己志趣的相投、道义的互勉。而两篇祭词的相同处，则是始终抓住逝者生前与自己相关联的事情写，死者已矣，生者岂能不悲？这就使祭者悲情更浓、更久，这种文字便有了感发人心的永久的艺术魅力。
2．绘真景，寄真情，情在景中。
自古以来，祭词难出佳篇。捉刀之作，常常是隔靴搔痒，情虚意假；自出肺肠，又容易为悲情所掩，辞不御悲。渊明的祭词，可贵之处在于它的文学性，在于他能调动各种文学手法，使其具有诗的特质。以景寄情在他的祭词中便有成功的应用。
《祭程氏妹》一开篇，作者摄取了亡家的全景境头：
寒往暑来，日月浸疏。梁尘委积，庭草荒芜。寥寥空室，哀哀遗孤。肴觞虚奠，人逝焉如！
仅仅才十八个月，原本充满亲情快乐的家，如今已是满目凄凉。屋梁上尘土堆积，庭院中长满野草，空空的房子内，孤儿哀啼不止，些许祭品静静放置在桌案上。人，到哪里去了呢？这几句实景的描述一下将人来到了一种凄冷的气氛中，又为全篇祭词定下悲凉的基调。
当作者写到自己生母去世，程氏妹与自己一起经历了第三位亲人离去的痛苦和悲伤时，作者不是接着“伊我与尔，百哀是切”向下作具体描述，而是诗笔一转，推出这样的景象：
黯黯高云，萧萧冬月，白雪掩晨，长风悲节。
这是实写。高天寒流，隆冬白雪，长风呼啸，万物萧疏，这种物象下的丧亲之痛真使人痛不欲生。这又是虚写。一种高远、旷大的寒冬景象象征着作者的哀伤弥漫天际。范晞文曰：“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对床夜语》卷二）这一节景语，实从作者悲心泪目中现出，与哀情相为珀芥，既表达了失妹之悲，又追述了丧母之痛，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类似的写法，在《祭从弟敬远文》和《自祭文》中也都有所应用。
3．做真人，讲真话，以诙谐幽默之笔载沉郁愤懑之情。
祭他人，本属正常。祭自己，已属新奇。于未殁之时，设想自己由亡至葬的种种情况，忆往事、发叹喟，仿佛祭奠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更是奇上加奇。《自祭文》就是这样一篇开式立题的千古奇作！
《自祭文》，一个“真”字贯穿始终：忆真事、说真话、发真情。他是作者集中全部心智给那个伪风正烈的社会所作的最后一击。
作者以平静、悠然的笔调回顾了自己一生穷困的生活：
茫茫大块，悠悠高旻。是生万物，余得为人。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綌冬陈。
渊明“少而贫病”，过着下层人极普通的生活。成年后走入官场，恐怕也大半与家庭贫困、无以为生有关。《宋书•陶渊明传》谓“（渊明）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那年，他才二十九岁。而五十一岁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对自己的儿子们说：“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他的官场生涯极短暂，大都分年月，渊明与普通农家的生活没有两样。尤其在他的晚年，贫病交加，举步维艰。“负屙颓檐下，终日无一欣“（《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写疾病与贫穷对他的双重折磨；“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是其一年生活的写照；“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饮酒二十首并序》之十六），真实记录了他当时穷困潦倒、悲怆凄凉的情状。有时为饥寒所困，他不得不向邻居借贷，《乞食》中便有他详细的记述，有时被穷困所迫，他只能怪自己不善营生，《杂诗十二首》之八里就有地痛苦的思索。渊明不讳言穷，他的困窘、饿态、走投无路等，无不大大方方、毫不饰掩地写进诗歌文章中，试问晋、宋间的诸多文人，有几个能如此坦诚？更可贵的是，渊明仍能在饥寒交迫之外发现人生的快乐，在农人之劳中享受生活的美。《自祭文》中的这一段，是他笔带温馨地回顾：
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牍，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馀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
归隐田园，尽管有各种缘由，但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作者酷爱幽静的天性。正是这种性格，能使渊明在辛劳贫困中发现山川风物之美、乡村邻里之美、依时劳作之美！渊明的大量诗作，向人们撩开了他心理的帷幕，让人看到了一个丰盈饱满的精神世界。这十几句诗。实是对其一生精神富有的颂歌！渊明的确在诗中写下了不少哀穷叹贫之作，但无不属于诗篇构思中的“抑”的材料铺述，而在结句中常常以古代贤士自励，使诗旨更有力的“扬”起。笔者尚未发现有一首诗是为写“穷”而写穷，为写“苦”而写苦。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有会而作》：“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咏贫士七首》之二：“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等均是在描述穷苦之后，以古人自励，表现对命运的顽强抗争。作为隐士，他妙笔生花，写作了大量风光旖旎的田园诗，表现了农村乡野的四时风物之美，作为志士，他“贞志不休”，“与物多忤”，谱写出了高亢奋进的人生交响曲。隐士与志士，对渊明而言，实是他一颗真心所表现出的两种模样，其本质是完全相同的。在《自祭文》中，他花了一定的篇幅对自己的人生态度进行总结，较多表现出的还是他作为“志士”的一面：
惟此百年，夫人爱之。惧彼无成，愒日惜时，存为世珍，没亦见思。嗟我独迈，曾是异兹。宠非忆荣，涅岂吾缁？捽兀穷庐，酣饮赋诗。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恋。
这一段，至少有三层意思。其一，是明确告诉世人，自己一向独立特行，从不随波逐流。其二，不追世俗的名利，面对污浊的社会，守道固穷，保持心地的高洁。其三，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对自己一生的选择无怨无悔。这实际是对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所做的客观评判。
这篇《自祭文》到底写在什么时间，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苏轼等以为此文定作于絖息之际，郑文焯则以为晋人有写作挽歌的风气，该作并非成于絖息之时。其实这篇《自祭文》创作的精确时间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一如颜延之《陶徵士诔》曰：“鸣呼，死生之变亦大矣，而先生病，不药济，不祷祀，至自为祭文、挽歌与夫遗占之言，从容闲暇如此，则先生平生所养，从可知矣。”重要的是，它让人看到了一个面对死亡，谈笑自诺、自作安排的渊明，一个至死都不为自己一生经历感到丝毫后悔的渊明，一个生前不看重美誉、死后更不重视别人褒扬的渊明！
说到晋人有写作挽歌的风气，翻拣晋人文集，渊明之前唯得傅玄《挽歌》二章、潘岳《悼亡诗》三首、欧阳建《临终诗》一首、陆机《挽歌诗》三首及《庶人挽歌辞》二首和《王侯挽歌辞》一首、苻朗《临终诗》一首，湮没无闻、未入典籍而隐存于私人文册者不会没有，但即使再有数篇，与晋一代诗歌创作的总量相比也是九牛一毛，以“风气”言之，实有浮词之嫌。另外，就其上述作品的内容而言，也的确难与渊明的《自祭文》相提并论，或者说，它们的内容实质根本就不一样。欧、苻的《临终诗》哀叹言行不慎为人谮杀，均有无限悔恨在其中；潘岳的《悼亡诗》写得不疼不痒，实在是平庸了些，傅云的《挽歌》以“人生鲜能百”起语，道出的纯是悲情；陆机的《挽歌诗》偏于对死亡、送丧和埋葬的纪实性描写，而《庶人》、《王侯》二篇无病呻吟，虽不作可矣。所以，就其言思想性而言，渊明的《自祭文》前无古人，后乏来者 ，是卓尔不群的。说真话，道真情，一个大写的真人从《自祭文》陡然立起，他面带智者的微笑，静观着茫茫天宇、悠悠长河……
当笔者对这个专题展开研究时，还始终有一个问题萦绕于心：除了为自己、为自己的至亲写祭词之外，为什么陶渊明就没有一篇为他人撰写的祭词或者是墓志碑铭呢？渊明隐居乡里几十年，以他的诗赋文章，也称得上是当地的文化名流了，其间绝不可能没有“赍持金帛，往求其文”者。而渊明晚年，“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疾病缠身，生活无着，有时不得不四处告贷，乞食邻人。何况作文受谢，当时已不鲜见，润笔之费虽不能像唐时“一字之价，辇金如山”（刘禹锡《祭韩愈文》），但抵得上一年半载的吃穿用度还是绝无问题的。但渊明没有去做，他不愿发死人财。
《新唐书•韦贯之传》记载说：“裴均子持万缣，请撰先铭，（韦贯之）答曰：‘吾宁饿死，岂能为是？’”贯之与渊明，可谓同道者也。
苏轼是极推崇陶渊明的，不仅爱好渊明的诗文，更仰慕他的为人。苏子在谀墓获金之风流行的宋代，不为财利所诱，让人看到了渊明遗风。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六曰：“本朝此风犹存，唯苏坡公于天下未尝铭墓。独铭五人，皆盛德故，谓富韩公（富弼）、司马温公（司马光）、赵清献公（赵抃）、范蜀公（范镇）、张文定公（张方平）也。此外，赵康靖公（赵概）、滕元发（滕甫）二铭，乃代文定所为者。在翰林日，诏撰同知枢密院赵瞻神道碑，亦辞不作。”苏子甘冒杀头之罪，以死相守的，不就是陶渊明所固守的那种中国古代文人洁身自好的可贵精神吗？渊明有知，必将举大白而高呼：“兴甚至哉，吾道不孤！”
第七，咏史诗。
陶渊明的四言咏史诗有《读史述九章并序》和《扇上画赞》。咏史之作，古已有之。班固《咏史》，言缇萦上书救父事，阮瑀《咏史诗》二首，述三良，荆轲事；张协《咏史》，赞二疏事；袁宏《咏史诗》二首咏周昌、汲黯、陆贾等人事。除此以外，能算得上咏史诗的就不太多了。渊明的咏史诗，共写了二十一位人物，另外还有儒门七十二弟子，作者是把他们作为群体形象加以讴歌的。仅就所写人物的数量而言，渊明之前，无有与其匹敌者。更重要的是，渊明笔下的咏史诗已经不是那种史赞式的隐括，其素志存于内，妙语发于外，冶经史、镕子籍，驱众多古人奔走不暇，借古卷旧事表达心声，将咏史诗的创作推向了魏、晋时代的最高峰。
1．取材的广泛性。
陶渊明的咏史诗，经常是围绕一个中心，广泛猎取材料，在素材的吸呐处理上，表现出鲜明的多维向、广角度，请看下表：（表略 两千字）
由上表内容可以发现，即使是组诗如《读史述九章并序》，渊明所用的材料也不全是《史记》一书中的。它以《史记》为主要素材，旁取经籍文章，使诗的内容蕴藉丰厚，主旨也更加深刻、鲜明。
2．人生价值取向的明确体现。
渊明的咏史诗写于晚年，它是我们研究陶渊明思想发展变化的重要材料之一，从他的咏史诗中，我们能看出其十分明确的人生价值取向。
第一是颂隐士。隐士是渊明咏史诗中描述最多的一类人，两组咏史诗中竟写了十二位。伯夷、叔齐在商、周易鼎之时弃王位而归空山，采薇高歌，甘居贫困，渊明高度评价他们的行为，认为这种人生选择已经超越了世俗，毋须得到社会上很多人的认可，而且这种做法本身还能给“顽夫”、“懦夫”以警醒和鼓励作用。其实不仅在晚年，纵观渊明的一生，他任何时侯都对伯、叔二人怀着由衷的敬意，一部《陶渊明集》，他真接写到二人的就有七次，而借用其事，象征性的表述就更多了。每当为饥饿、疾病所困扰时，伯夷、叔齐便成了他抗争命运的力量源泉。汉朝立国后，大儒叔孙通征召鲁地名儒三十余人前往京城定立朝廷礼仪，有二儒不肯行：“公往矣，无污我！”渊明认为二儒是品行贞洁的大丈夫，他们的介介人格是值得肯定的。而《扇上画赞》，作者一口气写了九位隐士，为中国古代的隐士塑造了一尊群体雕像！方宗诚《陶诗真诠》曰：”《扇上画赞》，盖渊明心所向往之人。”渊明就是通过对隐士的讴歌向世人表达了一种信念：在这晋、宋鼎革之时，他只能去做个隐士。实际上，伯夷、叔齐等人，在渊明的笔下，已经变成了一种人生意义的价值符号，所以当我们阅读他吟诵隐士们的诗篇时，真分不清是在述赞古人，还是夫子自道。如《张长公》：
远哉长公，萧然何事？世路多端，皆为我异。敛辔朅来，独养其志。寝迹穷年，谁知斯意？
假如将“长公”改作“渊明”，恐怕也不会有丝毫不妥。张长公是陶渊明两组咏史诗中唯一重复写到的人，毋容置疑，张长公的身上已经有了渊明的格调情志，他笔下的张长公实际上只是一个着了张长公衣冠的渊明，吴菘《论陶》：“张长公诗中凡再见，此复极意咏叹，正自写照”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是赞贞士。贞士，不改操于得失、不倾心于可欲者也。渊明《管鲍》、《程杵》二章便是贞士的颂歌。管、鲍之交所以能“令名俱完”成为朋友交往的典范，是因为二人均能高风亮节，不存疑忌，信守道义和诚信；程婴、公孙杵臼为营救赵氏孤儿、存赵朔一脉骨血，并先后献出了生命，二人所恪守的仍然是道义和诚信。因此，渊明在这篇作品中对于这四个历史人物的咏赞，实际上是对信义的赞美和宏扬。渊明生当晋、宋换代之时，“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卖身求荣、卖友求利正像瘟疫一样弥漫在整个社会，唯权是图，唯官是求已经使很多士子趋之若鹜。这是一个没有了“信义”的时代，更是一个需要“信义”的时代，这两篇诗作的用意是很明显的，褒扬古代的贞士，奋臂呼唤信义的到来，此时的渊明已经淡去了隐士的风度，表现出的却是张扬焯厉的猛士面目，他的《感士不遇赋并序》的最后部分可以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他呼唤诚信、信义的热切、以及无力改变社会唯有独善其身的无奈：
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广结发以从政，不愧赏于万邑，屈雄志于戚竖，竟尺士之莫及！留诚信于身后，动众人之悲泣。商尽规以拯弊，言始顺而患入。奚良辰之易倾，胡害胜其乃急！苍旻遐缅，人事无已，有感有昧，畴测其理？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緼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
待人以诚信的李广无尺土之封，欲除弊政的王商言未用而祸害来，被信用的时光转瞬即逝，而且自已所处的时代又比汉王朝清明多少呢？一个信用危急无处不在的社会，任你有经无纬地之才又能有何作为？《管鲍》、《程杵》之作绝不仅仅是抒发“易代之感”，实是一腔热血，激浊扬清，于乱世中发出的猛士的呐喊。
第三是叹忠士。想有所作为的士子总渴望能遇到有雄才大略及真心能识才、信才、用才的君主，君臣一道，共创千秋伟业，这叫“风云际会”或叫“云龙风虎”。然而自古以来这样的事例又有多少呢？《屈贾》、《韩非》二章，实是渊明借古人不遇明主，抱志丧身的悲剧来警醒世人，也警醒自己。首先，要成就事业，必须抓住机遇。《屈贾》一上来便说：“进德修业，将以及时”，这不仅是从古人那里得出的经验，也是渊明的清醒认识。“时”除有时间之意外，也包含了机遇的意思。渊明心中一直对时光迅疾、人生易老极为敏感，读他的诗，总让人觉得他在不停地提醒自己：“要赶快做，时不待人！”这样的句子在他诗中是很多的：
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停云并序》）
人生若寄，憔悴有时。（《荣木并序》）
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形影神并序》）
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还旧居》）
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饮酒二十首并序》其三）
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饮酒二十首并序》其十五）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十二首》其一）
然而“时机”二字在渊明这里却永远分离了。“时乖运见疏”，清醒的渊明终于抱着坚定的信念走进了田园，与其说机遇没有眷顾渊明，倒不如说渊明为一个清新自由的世界而主动远离了机遇。其次，能出则出，不能出则隐。抓住机遇，成就事业，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即朝政清明，君主贤良。这一点渊明是极清楚的。因此。他极为怀念上古的圣君，羡慕他们的君臣关系。他在自己诗中，曾九次写到黄帝、七次写到舜、六次写到神农、五次写到伏羲、四次写到尧，且这些都是直接描述，那些隐用、借用尚不计算在内。“黄唐莫逮，慨独在余”（《时运并序》）、“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赠羊长史并序》）、“望轩唐而咏叹，甘贫贱以辞荣”（《感士不遇赋并序》）、“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二十首并序》其二十）这些发自内心的呼唤与赞美，不正反映了渊明强烈的入世意识吗？所以他在《屈原》一诗中还再三说：“如彼稷契、孰不愿之？”——如果能像稷、契遇到尧、舜那样遇到贤明的君主，谁不愿意为朝廷出力呢？“陶渊明是在做过了进的尝试之后才选择了退的”（叶嘉莹《时代风气以外的两位诗人》），他对那个时代的一切，真是太了解了。其三，不为世所用，也绝不为世所害。屈原、贾谊一心为国，忠贞不二，结果一个投江而死，一个抑郁而终，而后者才仅仅三十三岁。韩非晓法治之理，明游说之难，结果身陷缧绁，弃命他乡。也许他们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渊明认为屈、贾主要是遇上了一个疑忌成风的社会，所以他感叹：“嗟乎二贤，逢世多疑！”至于韩非，渊明以为这属于“巧行居灾，忮辩召患”。《屈贾》所探讨的是贤士遇害的客观原因，而《韩非》则着重挖掘其主观原因。人的生命是宝贵的，陶渊明从屈原、贾谊、韩非等人的身上得出了教训，生逢乱世，如果不知进退，言行不慎，极易引来杀身之祸，渊明经常以“慎”提醒至亲好友、教育子女晚辈也就是这个原因。陶渊明终于为自己的行为定下了准则——守拙，也为自己的生活道路作出了永不后诲的选择——回归园田。渊明前后数不清的官宦士子在朝代更叠和权力决逐中丢了性命，仅魏、晋至刘宋便有嵇康、潘岳、欧阳建、陆机、阮修、谢灵运、范晔、鲍照、袁粲等二十余位文士遇害，“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必至定前期，谁能延一息”当他们吟着这些愤懑而绝望的诗句走向人生尽头时，一切都已无可挽回。渊明的人生选择是极理性的，用则出，不用则隐，即使是空抱卞玉而回归山林，也绝不能像屈原、贾谊、韩信那样为这个恶浊的社会而丢了性命。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渊明以他的生活为这个平常而又严肃的话题作了生动的回答。
3．独特的价值
诗的本质特点在抒情，而史的特点在叙事，咏史诗则在于以诗的形而上统御史的形而下，充分发挥诗性思维的特点，打破时空界限，让客观史料完全服务于诗的构思需要，在充满灵性的事象、物象上寄托作者的情感。尽管我国古代的咏史诗由来以久，但它的成熟期相对滞后，而四言咏史诗，因为种种原因，其发展、定型则更显得艰难而缓慢。因此，陶渊明的四言咏史之作就格外引人注目。
首先，陶渊明的四言咏史诗已经摆脱了史赞形式，具有了诗的特质。
诗赞是一种文体，属于史论一类，但它是以事代论，即对史传篇目的内容进行概括、撮要，以表达作者的观点。《史记》、《汉书》等史籍中都有此类东西。尽管它也讲押韵，但绝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像汉、魏时期班固、张协等人的咏史诗，都明显带有史赞特征。而陶渊明的咏史诗，它用的是诗性思维而不是史性思维，是以意取史而不是以史见意，是时间顺序的交叉重组而不是事件先后的依实比排。不管是思维方式还是技巧应用，陶渊明的四言咏史之作已经有了较强的文学特征，基本上远离了史的严正与冷峻。
其次，就其内容看，具有若人若己的交合性。
渊明的四言咏史之作名为咏史，实际已经加进了较多个人的情绪，他的许多语句让人觉得不是在写古人而是写自己。“世路多端，皆为我异。敛辔朅来，独养其志。寝迹穷年，谁知斯意”（《张长公》）、“逝然不顾，被褐幽居”（《鲁二儒》）、“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屈原》）等都能在陶集中找到大量内容甚至遣词与其相同或相近的句子。渊明的人生遭遇与他所吟咏的古人影象经常叠化在一起。借古人的口，说自己的话，这是渊明咏史之作不同于他人此类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这种若人若己的交合性使得他的咏史诗更显得深沉隽永，寓意玄远。另外 ，渊明的咏史诗还注意了构思技巧及表现手法的应用 ，通过角度的选择、形象的勾描，使人和事“活”起来。毫无疑问，渊明的咏史诗已经渗入了文学的因子，表现出了一种鲜明的文学性。
渊明的四言咏史诗丰富了我国古代四言咏史诗的创作，为该体裁作品的发展、成熟做出了特殊贡献。
三、陶渊明四言诗的《诗经》印痕
渊明的四言诗是有意承继《诗经》的，在构思、造句甚至用词上都有《诗经》的影子。如果说渊明的五言诗的源头是一桩至今未得了结的公案的话，那么他的四言直接从《诗经》脱出则是铁定的事实。
（一）词语的借用
1．单音词的借用
（1）舟车靡从（《停云》）/之死矢靡匿（《诗•鄘风•柏舟》）毛传：靡，无力。
（2）枝条载荣（《停云》）/载獫歇骄（《诗•秦风•驷驖》）郑玄笺：载，始也。
（3）静言孔念（《荣木》）/父母孔迩（《诗•周南•汝坟》）毛传：孔，甚也。
（4）敬我离人（《赠长沙公》）/夙夜敬止（《诗•周颂•闵予小子》）
（5）实觏怀人（《答庞参军》）/我觏之子（《诗•豳风•伐柯》）
（6）嘉游未斁（《答庞参军》）/服之无斁（《诗•周南•葛覃》）毛传：斁，厌也。
（7）矧兹众庶（《劝农》）/矧伊人矣（《诗•小雅•伐木》），毛传：矧，况也。
（8）天集有汉（《命子》）/我行既集（《诗•小雅•黍苗》）郑玄笺：集，犹成也。
（9）允迪前踪（《命子》）/允矣君子（《诗•小雅•车攻》）郑玄笺：允，信。
（10）於皇仁考（《命子》）/继序其皇之（《诗•周颂•烈文》）毛传：皇，美也。
（11）呱闻西泣（《命子》）/后稷呱矣（《诗•大雅•生民》）郑玄笺：呱，后稷呱呱然而泣。
（12）虽不怀游（《归鸟》）/有周不显（《诗•大雅•文王》）
（13）矧伊代谢（《读史述九章•箕子》）/矧伊人矣（《诗•小雅•伐木》），毛传：矧，况也。
（14）允伊二子（《读史述九章•程杵》）/允矣君子（《诗•小雅•车攻》）郑玄笺：允，信。
2．双音节词的借用
（1）愿言不从（《停云》）/愿言思子（《诗•邶风•二子乘舟》）
（2）搔首延伫（《停云》）/搔首踟蹰（《诗•邶风•静女》）
（3）翩翩飞鸟（《停云》）/翩翩者騅（《诗•小雅•四牡》）
（4）穆穆良朝（《时运》）/穆穆文王（《诗•大雅•文王》）毛传：穆穆，美也。
（5）薄言东郊（《时运》）/薄言还归（《诗•大雅•出车》）
（6）洋洋平津（《时运》）/河水洋洋（《诗•卫风•硕人》）毛传：洋洋，盛大也。
（7）寤寐交挥（《时运》）/寤寐求之（《诗•周南•关雎》）
（8）总角闻道（《荣木》）/总角丱兮（《诗•齐风•甫田》）郑玄：总角，收发结之。
（9）采采荣木（《荣木》）/采采卷耳（《诗•周南•卷耳》）
（10）安此日富（《荣木》）/壹醉日富（《诗•小雅•小宛》）
（11）慷然寤叹（《赠长沙公》）/ 忾我寤叹（《诗•曹风•下泉》）郑玄笺：寤，觉也。
（12）念兹厥初（《赠长沙公》）/厥初生民（《诗•大雅•生民》）
（13）於穆令族（《赠长沙公》）/於穆清庙（《诗•周颂•清庙》）毛传：於，叹辞也。
（14）贻此话言（《赠长沙公》）/告之话言（《诗•大雅•抑》）毛传：话言，古之善言也。
（15）肃肃其风（《答庞参军》）/肃肃宵征（《诗•召南•小星》）毛传：肃肃，疾貌。
（16）翩彼方舟（《答庞参军》）/翩彼飞鸟（《诗•鲁颂•泮水》）毛传：翩彼，飞貌。
（17）肃肃其风（《答庞参军》）/肃肃其羽（《诗•小雅•鸿雁》）
（18）惨惨寒日（《答庞参军》）/我心惨惨（《诗•大雅•抑》）
（19）猗猗原陆（《劝农》）/绿竹猗猗（《诗•卫风•淇奥》）毛传：猗猗，美盛貌。
（20）相彼贤达（《劝农》）/相彼鸟矣（《诗•小雅•伐木》）
（21）穆穆司徒（《命子》）/穆穆文王（《诗•大雅•文王》）
（22）亹亹丞相（《命子》）/亹亹文王（《诗•大雅•文王》）
（23）凡百有心（《命子》）/凡百君子（《诗•小雅•雨无正》）
（24）翳翳衡门（《扇上画赞》）/衡门之下（《诗•陈风•衡门》）
（25）彼苍何偏（《祭程氏妹文》）/彼苍者天（《诗•秦风•黄鸟》）
（26）藐藐孤女（《祭程氏妹文》）/听我藐藐（《诗•大雅•抑》）朱熹传：藐藐，忽略也。
（27）於铄吾弟（《祭从弟敬远文》）/於铄王师（《诗•周颂•酌》）
（28）考槃山阴（《祭从弟敬远文》）/考槃在涧（《诗•卫风•考槃》）毛传：考，成；槃，乐。
（29）置彼众议（《祭从弟敬远文》）/置彼周行（《诗•周南•卷耳》）
3．三音节词的借用
（1）岂无他好（《答庞参军》）/岂无他人（《诗•唐风•羔裘》）
（2）我有旨酒（《答庞参军》）/彼有旨酒（《诗•小雅•正月》）
（3）王事靡宁（《答庞参军》）/王事靡监（《诗•小雅•采薇》）
（二）词语化用
1．日月于征（《停云》）/我日斯迈，而月斯征（《诗•小雅•小宛》）
2．脂我名车（《荣木》）/尔之亟行，遑脂尔车（《诗•小雅•何人斯》）
3．何以写心（《赠长沙公》）/既见君子，我心写兮（《诗•小雅•蓼萧》）
4．欢心孔洽（《答庞参军》）/洽比其邻，婚姻孔云（《诗•小雅•正月》）
5．仓庚载鸣（《答庞参军》）/春日载阳，有鸣仓庚（《诗•豳风•七月》）
6．遇云颉颃（《归鸟》）/燕燕于飞，颉之颃之（《诗•邶风•燕燕》）
7．曷依曷恃（《祭程氏妹文》）/无父何怙，无母何恃（《诗•小雅•蓼莪》）
8．絺綌冬陈（《自祭文》）/为絺为綌，服之无斁（《诗•周南•葛覃》）
（三）整句引用
1．有客有客（《酬丁柴桑》）/有客有客，亦白其马（《诗•周颂•有客》）
2．以写吾忧（《酬丁柴桑》）/驾言出游，以写我忧（《诗•邶风•泉水》）
3．衡门之下（《答庞参军》）/衡门之下，可以栖迟（《诗•邶风•衡门》）
4．我有旨酒（《答庞参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诗•小雅•鹿鸣》）
5．一日不见，如何不思（《答庞参军》）/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诗•王风•采葛》）、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诗•王风•君子于役》）
6．之子之远（《答庞参军》）/之子之远，俾我独兮（《诗•小雅•白华》
7．厥初生民（《劝农》）/厥初生民，时维姜嫄（《诗•大雅•生民》）
8．温恭朝夕（《命子》）/温恭朝夕，执事有恪（《诗•商颂•那》）
9．日居月诸（《命子》）/日居月诸，照临下土（《诗•邶风•日月》）、日居月诸，胡迭而微（《诗•邶风•柏舟》）
10．夙兴夜寐（《命子》）/夙兴夜寐，毋忝尔生（《诗•小雅•小宛》）
11．亦已焉哉（《命子》）/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诗•卫风•氓》）
（四）句式仿用
1．载言载眺（《酬丁柴桑》）/载飞载鸣（《诗•小雅•小宛》）
2．昔我云别，仓庚载鸣；今也遇之，霰雪飘零（《答庞参军》）/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小雅•采薇》）、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涂（《诗•小雅•出车》）
由上述67处例句可以证明，渊明的四言诗是宪章三百篇的。当然，他的四言诗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对《诗经》言语形式的模仿上，而是继承《诗经》的创作传统，在其审美观念上表现出了鲜明的个性特征。 综上所述，四言诗作为陶渊明诗歌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着独特的价值和作用。它宗祖《诗经》，凸现自我，是四言诗沉寂八百年后的又一次伟大复兴，是从形式到内容对简古和朴真的回归；它神思清旷，元气淋漓，其渊深朴茂之内心一变而为清和淡远之篇章，实是天性使然，生活使然；它旨趣高远，情意真切，冲淡精粹，别具风流，不管是忧虑语还是自任语、悲愤语还是知命语、物我两忘语还是功名得失语无不真率雅懿，直扫魏晋浇习；它散而庄、淡而厚、质而文、一如清流在山，淙琤有致，又如绛云在霄，舒卷自如；它上凌曹刘，下傲李杜，王右丞得其一而为清腴，孟山人得其一而成闲远，储太祝得其一而显朴实，韦左司得其一而有冲和，柳仪曹得其一而作峻洁，可惜的是渊明能为芸芸诗公之五言，诸公却不能为渊明之四言！研究中国四言诗史，陶渊明是绕不过去的一座山！因此，任何对陶渊明四言诗的漠视都是极不正常的，至于“他的四言诗并不太出色”的评价更是一种不顾及客观事实的主观臆断。 二○○三年一月六日于听风阁参考文献：
1．逯钦立. 陶渊明集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2．逯钦立. 先秦魏晋南北朝诗.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3．房玄龄, 褚遂良等. 晋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4．沈约. 宋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5．洪迈. 容斋随笔. 皖南: 见山堂刻本, 光绪20.
6．顾炎武. 日知录. 长沙: 岳麓书社,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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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25 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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