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对联中的自对浅探——以苏州园林楹联为主例（二）

奉旨填词柳三

[转帖]对联中的自对浅探——以苏州园林楹联为主例（二）

3） 何谓对联 对联，俗称对子，雅称楹联，是一种书于纸、布或刻于竹板、木片以及柱子上的言简意深、形式对偶、平仄协调的文学体裁。另外，对联还有诸如李文郑先生提及的“对句、联语、联对、联句、楹帖、楹语、楹句、俪语、偶句，春联又称春帖子、桃符”等诸多别称。[3]2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对联之所以还称为楹联，是和它的实用性密切相关的。因为对联创作的最终目的是镌刻或张贴悬挂，而且通常都是用在对称的楹柱之上，最常见的就是贴春联，人们在除夕将春联贴在门两旁的楹柱上，另外还在门楣上张贴横批，因此人们又称对联为楹联，久而久之，楹联也就成了对联的雅称。 （4）对联的发展历史与地位 首先，对联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学样式。对联是中国文学体裁中为数不多的实用性和文学艺术性相统一的文学样式，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学体裁和艺术形式，是汉族民族文化艺术的独特产物。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崇尚对称美，在美术、建筑等诸多方面都深有体现；另外，汉字被称为方块字，这其中就有称赞汉字具有对称美的意味，而且汉语的语素主要是单音节，所以由其构成的词汇天生就具有无比强大的对偶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世界上所有语言中绝无仅有的。后来，对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修辞，成为文章创作的一种表达技巧，而正是由于汉语词汇具有十分强大的属对能力，对偶又逐渐从表达技巧中脱离出来独自发展，并慢慢演化成骈俪文、律诗等特有的文学体裁，直至楹联而达到了鼎盛，白化文先生就认为对联“是汉语修辞学对偶辞格发展到极端的产物”。[4]3 其次，对联题材的扩展是从春联开始的，其应用场合也随之扩大。直至明代，明太祖朱元璋亲颁政令，鼓励寻常百姓家张贴春联，春联才实际上在广大民间普及适用开来，人们开始用红纸书对，并直接贴在门楹上，材料更简约经济，制作 也十分方便，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联的发展，进而也使过年贴春联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风俗。随后，各种体裁衍生出来，对联门类逐渐细化，出现了诸如婚联、挽联、行业联、致贺联、寿联、居室联、酬赠联、名胜联、佛禅联等等诸多实用性对联种类以及自题联、遣怀联、游赏联、性情联等等其他具有自娱性质的非实用性联种。而且这些联种也逐渐在婚丧、乔迁、会议、寿宴、风景名胜区域尤其是寺庙道观古建筑等场合普遍得到了应用，时至今日，许多名胜景点、亭台楼阁诸如苏州园林、昆明大观楼等就还保留着不少古代名人佳作。1986年8月于福州茶园山考古发掘出的几件写有楹联的南宋帛幡，被认为是我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楹联实物，而其内容就是挽联。墓主人是抗击蒙古的宋军将佐，联语切事切人，平仄相协，对仗稳切，说明在当时对联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普及。 再次，对联的文学地位还不容乐观。历史上，词是诗之余的说法由来久矣，填词被看做是词人诗家之末技，不登大雅之堂。而对联也遭遇着同样的命运，被看做是赋之余、诗之余。对联的确脱衍于诗赋，但笔者认为尽管如此它也绝不是诗赋的附庸，就像辞赋起源于诗经，而其间并没有青蓝授受的关系，况且更无人将其并列比较，评分优劣，定谳谁为谁的附庸一样。词在经历了一千余年的发展之后，也最终为世人所认可，“词别是一家（李清照语）”，确立了词文体的独立地位。同样，如果也想让楹联真正“别是一家”，或许也需要更加成熟的理论来支撑其独立地位才行，这类似于一个孩子如何长大成人的问题。濮潇先生曾在其文章中谈及楹联的地位，直言楹联地位尚未确定，并引用曾保泉，顾平旦在《对联欣赏》中的观点加以佐证：“从骚、赋、骈文再到诗、词都曾在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即便是后来的话本、小说、诸宫调、弹词也无不在文学史中得到学者的承认，唯独楹联，不但‘不曾入于史传，甚或连个人的专集都不收入。比如《郑板桥集》、《徐文长集》等等，作者都是题联名家，可是集中却不收楹联’”。[5]55但笔者深信，假以时日，楹联理论会愈来愈完备，楹联地位也会随之愈来愈独立和巩固，因为理论的探求原本就是一个从上下求索到逐渐清晰、成熟的过程。 （5）楹联的发展现状分析许多人认为对联自产生之后兴起于于明代，盛于清代，甚至有人认为，小说兴盛的代表年代归结于明代足矣，楹联才是清代最兴盛的代表文体。例如南怀瑾 先生就曾说：“……在文学的境界上，有一个演变发展的程序，大体的情形，是所谓：汉文、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到了清朝，我认为是楹联”[6]12清代产生很多楹联大家，像诗文大家中的徐渭、祝允明、郑燮、林则徐等等，也都是楹联中的能手，另外还产生了一批“专业联家”，他们都留下的自己的楹联专著，比如梁章钜的《楹联丛话》，钟云舫的《振振堂联稿》，朱应镐的《楹联新话》，吴恭亨的《悔晦堂对联》等等。笔者则认为楹联是有清一代与小说并盛的一种文体，然而其声势却远不及小说。究其原因，或许正是因为楹联是一种既高雅又实用的文体，它的受众和受时远不及小说广泛和长久，小说具有很强的消遣性，能够真正的做到雅俗共赏，上至九五之尊，下及平头吏民，无不可成为受众，且小说的传播途径与表现形式多样，可以与说书、戏曲等民间文学样式巧妙结合，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传播，而且具有极强的趣味性。而楹联则不同，楹联只是在特定的场合特定的时间中才能够用到，其受众和受时都极为有限。这是由楹联的主要功能决定的。实用是楹联的主要功能，极具文学欣赏性与趣味性则是它的次要功能。甚至有学者这样认为：“楹联如不与实用联结在一起，它便如植物失去阳光、空气或水分一样，必会萎缩甚至死亡。”[7]24但现阶段的事实是主要功能与次要功能本末倒置，其文学欣赏性占据了上风，而其实用性却不仅尚未普及开来，反而是每况愈下，民间除了春节和婚丧以外更是难再有用到楹联之处。楹联虽属民俗文化，但总体上而言，其表现形式与内容却是高雅的，这是因为写得过于通俗则无文学价值可言，因而也就更加难以保证其文学地位。另一方面，楹联的推广普及也有可喜之处，自1984年11月中国楹联学会成立之后，各地楹联社会团体便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崛起，各类楹联活动、楹联赛事也不断涌现，中国楹联学会还颁布了《联律通则》，为广大联人提供了创作规范，这也是一项不可忽略的进步。

奉旨填词柳三

三  对联中的属对形式与自对
（1）对联中的属对形式
所谓对联的属对形式，就是指创作对联时所使用的形成对仗的方法，它大体上嫁接于诗论。对联的属对形式种类繁复，但有一些并不常用，李文郑先生在其著作《对联基础知识》里介绍的十分详尽，总结综合了各代诗论家在其诗学著作中的各类属对形式，兹仅列举一些，不拟赘述，以李文郑先生所论及的今人曾伯藩的《对联作法》为例，介绍了22种属对形式，分别是“工对、宽对、邻对、正对、反对、串对、借对、互对、言对、事对、顶针、回文、当句对、隔句对、两兼、重言、串组、列品、分总、先后、兼语式、连动式”,[3]65等等。不过在这些分得十分苛细的属对形式中，常用的却只有工对、宽对、邻对、当句对等几种，有些实例很少，甚至是附会上去的。而本文所要重点研究的，正是当句对这一属对形式，也即自对。（2）何谓自对
这里先不急于给自对下定义，因为关于自对的别称较多，对自对有过研究的人对其含义的理解也有不同之处，因此我们首先必须要厘清自对的含义。正如上文所说，自对也叫当句对，此外，还有各自为对、当句自对、句中自对、单边自对、就句对、当句有对等一系列他称。那么，就先来看看各方面是如何给自对定义的。1 在江苏省楹联研究会编纂的《<联律通则（修订稿）>学习参考资料》里给了自对一个十分简洁、直截了当的解释，内容是“当句对：本句内词语自对”。2 李文郑先生对自对的描述是：“当句对又叫互成对、当句自对，是指上联、下联中的字、词或分句分别在句中相对，同时，在上、下联之间又构成对偶，故又称双偶对”。[3]753 刘发荣先生给自对下定义说：“所谓自对，是指上联内某处自行对仗，与此同时，下联对应处亦自行对仗，这种对仗方法，叫做对联的自对。”[8]164 甘桁先生在其著作《楹联百话》中谈各自成对时，并未特意为其下定义，只做了如下诠释：“上下联各自成对，可以是整体，也可以是局部；也可以上下联各自成对，然后再与它对偶的一方作对，这种工对就是工绝了”。[9]405 白化文先生说：“词章家还创造出一种‘句中自对’，就是在上下联中，上联与下联本身之中就具有自行作对的词语，有本身完全形成句中自对的，也有一部分自对的；然后，再与和它对偶的一方作对。这就是工对中的工对了”。[4]446 而天津大学刘锋先生在谈及自对时这样说；“自对是相对于互对立论的……上下句中的某一部分不能做到互对；但是这一部分在本句中又能自成对仗，于是出现了自对。自对包括当句对和互成对”。[10]487 肖大志先生也在其一篇专意介绍自对的文章中说：“自对，又称‘句中自对’或‘当句对’，指对联中的字、词、句，上联自身之中和下联自身之中存在对仗关系，是对联创作中一种比较重要的对仗手法和修辞手法”。[11]121对比各家对自对含义的厘定我们便不难发现，他们对自对的认识与表述虽然都有一个大致相同的基点，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重要的不同之处。这个大致相同的基点就是各家都认为自对是在单边联中产生，且单边联产生自对的部分，其另一边联相对应的部分也必然是自对情况。而不同之处也很明显，第一，李文正先生和刘锋先生都提到互成对，但李先生认为当句自对就是互成对，刘先生却说当句自对包括当句对和互成对；第二，李先生最后还总结出当句自对的另一新称：双偶对；第三，《<联律通则（修订稿）>学习参考资料》以及肖大志先生所说的当句对和李先生所说的当句对显然是同一意思，即为自对，而刘先生则将当句对归为自对的一类。仅从所列举的几家观点中就可以发现自对尚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和统一标准，以至于各家在解释自对时出现了多种理解。各家之言如果不统一或者不殊途同归的话，那么，将最终造成对联理论的混乱，并对初学者造成误导，长此以往将不利于对联事业的发展。因此，权威机构必须给自对以及对联其他各种理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并作为统一标准普及推广开去。综合各家，以及古代诗论中有关当句对的理论，笔者认为自对是一幅对联中，上联某部分或全部单边内能够前后构成对仗关系，同时下联单边内的相应位置也能够前后构成对仗关系的一种对仗手法。它包括互成对、隔句（字、词）自对等多种类型。自对之所以产生在上下联的相应位置，那是因为上下联在联骨和格律上依然是相对的，楹联的本质特征没有改变，因而自对完全有它存在的空间。再者，如果说对联的正格也即互对是上下对仗的话，那么自对则是左右对仗。自对和互对在相应位置同时发生时，就是互成对。综上，李文郑先生将自对称作互成对、双偶对等，笔者认为不妥，因为它们实际上只能算是联中自对的一种类型，而不能完全代替自对成为它的别称，否则就会狭隘自对的含义范围。而且互成对和双偶对二者之间本质也是相同的，他们只不过是一种自对类型的不同称呼而已。刘锋先生将自对分为当句对和互成对笔者认为也不甚妥当。首先，这样划分容易混淆概念，因为当句对即是当句自对，二者并无区别；其次，互成对也属于当句对，前后是被包含与包含的关系。刘锋先生从为自对划分种类的角度出发，所要表达的当句对的意思可能是指纯粹自对，也就是某联的自对部分只能构成左右对仗，而无法构成上下对仗，但自对又远不止纯粹自对和互成对两种，还有笔者上面所提到的其他许多种类。纯粹自对以及其他自对种类笔者会在探讨自对的主要类型时详细谈到。

奉旨填词柳三

（3）对联自对溯源  
在从古至今的对联创作中，自对手法被频繁用到，深为联家所喜爱。梁羽生先生认为自对是楹联对称格式的一种变格，他说：“楹联的对称格式有正格，也有变格，正格是人所共知的上下联的相应词句成对，变格是上下联“两边各自成对”(或简称‘各自为对’)”，并且还说：“虽云变格，在古今名联中也是被普遍使用的，例子几乎俯拾即是。”[12]4然而，尽管自对可以称为楹联对称格式的一种变格，它的出现却并非联家即时的理论创造，也就是说自对并不是在楹联发展阶段产生的，而是诗词乃至更前的辞赋骈文的衍生器件。只不过是这件衍生器件也适配于楹联而已，因为辞赋骈文诗联等本身就具有若干共同特征，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唐代诗僧皎然的诗论《诗议》以及唐代曾来东方留学的日本僧人、日本言宗祖师弘法大师空海的诗论《文镜秘府论》都曾将当句对列为诗中属对形式的一种。洪迈也曾在其著作《容斋随笔》卷三《诗文当句对》一篇中专门介绍当句对：“唐人诗文或于一句中自成对偶，谓之‘当句对’。盖起于《楚辞》‘蕙蒸兰借’，‘桂酒椒浆’……。”因而笔者前面曾说对联中的自对大体上嫁接于诗论，不过它在诗论中的当句对理论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并逐步形成一些只有对联才具有的自对特点。　从辞赋骈文到律诗再到楹联的演变，是自对发展的主线，自对形成也有它特别的原因。自对是为灵活使用文体应运而生的，是文体发展进步的表现，它是互对理论的一种变通。虽然在辞赋中也能找到自对的实例，但辞赋理论中却较少涉及自对，不过刘勰在其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丽辞第三十五》中已经关注到辞赋中对的形式（体），并为之进行了较详细的分类与评判：“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指类而求，万条自昭然矣”。[13]124自对这种楹联特有形式在楚辞中便已见端倪，譬如，屈原的《九歌·湘君》：“桂櫂兮兰枻，斲冰兮积雪”，其中“兮”是助词，暂且忽略不计，“桂櫂”和“兰枻”均为名词，二者对偶；“斲冰”和“积雪”均为述宾结构，二者对偶。而“桂櫂”与“斲冰”、“兰枻”与“积雪”均不成对仗，因而前后句为当句对关系。此外，自对情况的出现以骈俪文居多，此后出现的俳赋、律赋、骈文中都有大量自对存在。如王勃千古名篇《滕王阁序》：“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清霜，王将军之武库”，上下句的前一个分句就属自对，“腾蛟”对“起凤”，“紫电”对“清霜”，上句是述宾结构相对，下句是名词相对，《滕王阁序》已经是一篇很严格的骈文，被誉为骈文之冠，但我们可以感受到文中像这样的自对案例却丝毫没有损害《滕王阁序》的对称美感。再如大文豪苏轼《后赤壁赋》中的千古名句：“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山”、“月”、“水”、“石”是工整的互对，而“高”、“小”均系形容词，“落”、“出”则为动词，在整句中，“山高”与“月小”自对，“水落”与“石出”自对，于是上下句也便视为对仗了。自对则更多地应用在诗词尤其是近体诗里，自对理论也在这个阶段渐趋成熟，诗论中所涉及的自对理论，一般都通称当句对。近体诗里的当句对尤以律诗中居多，这是因为律诗的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这就给当句对的产生提供了温床。钱钟书先生认为律诗中的当句对体是由杜甫首创而由李商隐定名的：“此体(当句对)创于少陵，而名定于义山。少陵《闻官军收两河》云：“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曲江对酒》云：“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白帝》云：“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义山《杜工部蜀中离席》云：“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春日寄怀》云：“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又七律一首，题曰“当句有对”，中一联云：“池光不定花光乱，日气初涵露气干。”[14]11钱钟书先生根据李商隐一首题为《当句有对》的诗以及其中的诗句认为当句对的叫法始自李商隐，然而在上文所引的洪迈有关诗文当句对的论述中，他认为诗文当句对起源于楚辞。另外上文所引述的唐代两家诗论中也都已经提及当句对，两家诗论的作者皎然及空海大师所生活的年代是中唐时期，而李商隐则是生活在晚唐，不过二者均未对当句对作出详细解释，且《诗议》早于《文镜秘府论》，二者之间极有可能存在因承关系，因为他们在谈及当句对时都仅仅引例了一个同样的例子：“薰歇烬灭，光沉响绝”，该句出自南朝宋鲍照的《芜城赋》，这恰好是证明诗词中当句对的体式是承接于辞赋的一个力证。单句中，“薰歇”可与“烬灭”对偶，“光沉”亦可与“响绝”对偶，上下句先各自形成当句对，再互相对仗，可谓工绝，当句对之义亦便显而易见了。那么钱钟书先生又为何认为当句对体创自杜甫而得名于李商隐呢？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钱钟书先生所举的对例都是有特别的体式的，“巴峡”对“巫峡”、“襄阳”对“洛阳”；“戎马”对“归马”、“千家”对“百家”；“有花”对“有月”、“无酒”对“无人”，这些对句大都用首字或尾字相同的词来对仗，而李商隐《当句有对》诗中另一句：“但觉游蜂饶舞蝶，岂知孤凤忆离鸾”，“游蜂”对“舞蝶”、“孤凤”对“离鸾”，首尾字均不相同，但也是正规的当句对，不过钱钟书先生并未提及，所以钱钟书先生所说的当句对是一种狭义的当句对，或者说是当句对的一个体例，李商隐题曰《当句有对》也应是借鉴了前人的实例与理论的。另外，严羽《沧浪诗话》说：“有就句对者，又曰当句有对”，可见当句对理论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李商隐《当句有对》这首诗及其诗题的影响。诗中当句对的类型已经颇多，上举之例可归纳为同字当句对和隔字当句对，律诗中更多的是紧密自对，如王维的名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天”与“地”紧密相邻，构成当句自对，为实；“有”与“无”紧密相邻，构成当句自对，为虚，非王摩诘不能为此，此便是大诗家之大手笔。还有一种特殊对式，叫不对等式当句对，或称参差对，在下文对联的自对类型中均将提及，意为对偶句中自对的部分前后字数并不对等，但因词性一致，也可视为当句自对。如杜甫的《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江流”对“石不转”、“遗恨”对“失吞吴”，前后就构成参差对。再如明代南大吉的《闲居》中“碧窗红药砌，青简绿牙签”一句，也属于参差对。此外，在词曲中当句自对情况也普遍存在，词如辛弃疾《满江红·送信守郑舜举被召》中的“风雨暗，旌旗湿”；曲如张可久《【双调折桂令】酸斋学士席上》中的“传酒令金杯玉笋，傲诗坛羽扇纶巾”、“翠袖佳人，白雪阳春”等等，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当句自对由赋入诗，由诗入词，再由词入曲，最后渗入对联，在这种前后的薪火相传的里，自对也不断得到发展和创新，拥有了自己的新地位，并成为对联创作的得力“裨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