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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徐晉如: 國詩答疑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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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9 16: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任家賢問:每見學人作詩,典雅中正,而終乏剛猛精進之氣,如何能救之?
答:此蓋天賦如此,不可強也。如果沒有充沛的激情,不可能成為真正的詩人,讀書多,可以作學人詩,但去真正詩家終隔一塵。黃山谷詩自有體,然卻不是真詩人。偶有幾首絕佳的,因為詩中打入了身世之感。對於天生激情不夠充沛的心靈來說,想要成為詩人,衹能祈禱海桑巨變就發生在當代,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麼。文廷式也說,生人之禍患,實文章之幸福。而對於真正的詩人來說,他的痛苦與激情都是天生的,痛苦來源於他的心靈和思想,激情是他的生命底色。林中路問:今天重新翻了翻于堅,尤其是他對於詩的見解,和胡馬兄強調的抒情本質不同,個人感覺似乎也有些道理。下邊抄幾句,不知道胡馬兄是怎麼看待的:
幾千年,說的都是“詩言志”,但傑出詩人創造的無不是體,如陶體(淵明)、謝體(靈運)、太白體、王維體、東坡體、李賀體、李商隱體……
詩並不是抒情言志的工具,詩自己是一個有身體和繁殖力的身體,一個有身體的動詞,它不是表現業已存在的某種意義,為它擺渡,而是意義在它之中誕生。詩言體。詩是一種特殊的語體,它是母的,生命的。體,載體,承載。有身體才能承載。猶如大地對世界的承載,生而知之的承載,詩是這種承載的一個轉喻。
沒有身體的詩歌,只好抒情言志,抒時代之情,抒集體之情,闡釋現成的文化、知識和思想,巧妙地複製。
我理解的詩歌不是任何情志的抒發工具,,詩歌是母性,是創造,它是“志”的母親。
答:除掉當代那些把詩歌當歷史文本考據的科學工作者,一般人接受詩歌大略有兩種途徑,一種是精英化閱讀,一種是大眾化閱讀。精英化閱讀,關注的是作品能否動搖人心,能否由作品中見出有魅力的人格,大眾化閱讀,看的其實就是兩個字:驚訝。于堅提出的“體”的問題,就是滿足的大眾閱讀求新異的深層心理結構。大眾品格是現代性的重要特徵,甚至可以認為是最根本的特徵,作為一名深受現代性影響,寫翻譯體分行文字的作者,于堅這樣宣揭“體”的問題毫不足怪。
把詩文之“體”與“肉體”、“身體”等同起來,我覺得很奇怪。中國傳統的道與藝之判,比于堅的肉文合一要深刻得多。道不是虛幻的,而是高於肉體的終極性存在,有志道之心,更有天賦的堅貞卓絕之情,斯可以為真詩人。於堅認為抒情言志是抒時代之情,抒集體之情,這是說明他還不懂何謂之詩。只要是詩,就必然是抒個人之情。抒時代之情、集體之情的,是樂府,不是詩。尚未觀止問:最近在網路上看到一些實驗體的詩歌。
譬如:《丙戌行香子》曰:你是何人,我是何人。於初冬、立盡黃昏。蒼城陌路,冷眼霜痕。共夜沉冥、影沈鬱、夢沉淪。歡者何因,悲者何因。枯風間、寂寂精魂。寒之甚矣,痛極如焚。乃果非真,情非愛,我非君。
還譬如上詩作者的某首《生查子》曰:彼岸正西風,我側斜陽紫。何處不蒼涼,沈夜將如水。腐草化流螢,光影臨秋墜。一瞬似花開,一樣開如魅。
造語空靈,猶若幻夢,自成一家。體現了女性某些先天方面的優勢。雖然也抒發作者內心的真實情愫,但我總覺得和傳統意義上的古典詩詞風格有格格不入之感,讀來雖然感覺其優美且極富靈性,但總有一些怪怪的感覺。我個人界定這種詩詞的風格介乎舊體詩和新體詩之間,只是借用了詩詞的形式。朱庸齋先生曾經特以“重、拙、大、深”四字教導他的弟子學寫詩詞。我也深深認同這四字是入古典詩詞正門的銘言。那麼,現代人寫作古體詩詞是注重開創新語新境?還是應該用純文言的形式來表達一個現代人的思想?不知胡馬師是如何看待實驗體詩詞的。
答:從梁啟超宣導詩界革命以來,很多詩人孜孜以求的目標就是追求新變。我認為文學的根本意旨是原道,新變問題根本不需要去考慮。因為你有獨特的思想、特立獨行的人生態度,你的詩自然而然便與前人不同。用新詞語,新材料的嘗試,詩界革命做過,但失敗了。梁晚年斂才就範,與同光諸老遊,才算真正入了國詩之門。事實上即使在昌言詩界革命之時,梁也不認為用新語句、新材料入詩是條正確的道路。他另懸一格謂之“歐洲之真思想,真精神”。何謂歐洲之真思想、真精神,梁氏沒有詳述,但他的理論可謂後來新文化運動派之嚆矢。從梁啟超開始,中國文學要向西方乞靈的思想深入人心。我本人也曾深受這種思想的影響。多年前,我寫過一篇《論新文化運動對於舊體詩詞發展的作用》,就是持這種殖民觀點。至今思之,深感愧恧。
今天持胡適一般立場的文學史家,更多強調文學的現代性訴求,而非直接揭出八十年來現代文學的殖民本質,這是他們的滑頭之處。其實所謂新詩,就是殖民體詩,所謂新文學,就是殖民體文學。實驗體詩詞,也是一種殖民體文學,它在本質上是所謂的新詩,而不當歸入國詩的範疇。
長安年少盡胡心,在今天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殖民主義,還將在較長一段時期內侵蝕中國文化的軀體。我堅決反對殖民主義,然而決不意味著我認為中國文化不需要吸取各民族文化之長。闡舊邦以新命,要旨在“闡”而非革。我以為,西方古典之學與國學的本質是一樣的,其終極目標,都是為了鍛造完善的人格,構建有差等的和諧社會。不過古希臘傳統更重個人,中國的傳統更重集體。但今天中國人所接受的,大多是西方現代性的思想。現代性的本質是否定高貴,提倡平民立場,用钜大數量控制品質,這是我所最反對的。實驗體詩詞,其價值內核是反古典、反貴族、反英雄的現代性立場。
凡論詩,有情、志、意三端。我以為梁啟超所標揭的“歐洲之真思想,真精神”,其真思想指的是志,真精神指的是情。他又說“欲為詩界之哥侖布、瑪賽郎,不可不備三長”,第一便是要有“新意境”,可見,他是在情、志、意三方面要求國詩的變革。然而,歐洲之思想精神,亦有古典與現代之對立,我能夠欣賞歐洲古典藝術,欣賞其情、志、意,卻無法接受現代主義思潮以降的文學藝術。實驗體詩,以現代思想、現代情感乃至後現代思想、後現代情感為骨幹,與我古典主義的文化立場格格不入,這是我不能欣賞的根本原因。
我以為,選擇什麼樣的思想、立場,比選擇什麼樣的方式抒情,要重要得多。客裏清寒問:《白雨齋詞話》曾言:“馮正中蝶戀花四章,忠愛纏綿,已臻絕頂。然其人亦殊無足取,尚何疑於史梅溪耶。詩詞不盡能定人品,信矣。”而《人間詞話》卻道:“三代以下詩人,無過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請問先生,詩教真能讓人走向高貴,那馮正中之輩當如何解釋?
答:陳廷焯是常州後勁,《白雨齋詞話》重在講沈鬱,然亦殊重寄託。古人的詞,固然有確為寄託者,如坡仙中秋詞,稼軒《摸魚兒》,然亦有本無寄託,強作解人者。馮正中詞,即屬此種。蓋詞本源於樂府,最早時,有似今日之流行歌曲,是代眾人抒情的作品,只是到後來纔有作者打入身世之悲,滄桑之感。這個時候,詞就不屬於樂府,而屬於詩了。一個民族的詩歌的發展,總要經過歌謠、樂府、詩三個階段,歌謠不得謂為文學,樂府與詩的分別,不在於文辭與音樂之疏近,而在於,樂府寫眾人之情,詩寫個人之情。寫眾人之情的,無論在文體上是詩還是詞,都見不出人品,惟有打入個人身世之感的“詩”,才可以見出人的人品。
我所謂的優秀的“詩”,僅僅指那些有悲劇情懷,充滿生命的激情的作品。沒有激情的詩,都是平庸的詩。而惟有擁有悲劇情懷,又有極其埶著的精神,方是真詩人。我之推行詩教,即持此以為尺規。
我完全不能贊同王氏“三代以下詩人”的名單。我以為屈子是詩人人格的極則,無人堪與並肩,子瞻是散文家而非詩人。他嚴重缺乏悲劇情懷,他把世情看得太通達,這註定了他不會是一個優秀的詩人。宋詩蘇黃並稱,蘇與黃都是有趣有乏情,都是最差的詩人。子瞻也許對很多人來說是可親的,但他決不偉大。楚海問:宋以詩名家者亦夥。當以誰為宗?當從誰入手?歐?蘇?江西?江湖?
答:宋詩與唐詩之爭,啟其釁者歐公也。歐公荆公,二家俱可為法。荆公詩尤可細誦。蘇文甚佳,而詩實平平。以其人無激情故也。江西派中後山可師,山谷詩全無情感,除技法外,一無足觀。余以為江西派三宗皆未得杜意,得之者金源元遺山也。江湖派非宋詩,是宋人之唐詩。
近世之學宋,殆皆指由同光體入。乃是學清詩,而非學宋詩。宋詩不若清詩深刻,亦不若清詩沈著有味,清詩收三千年詩國之結,而光宣二朝詩學,又為清詩之最光大者,詩由同光體入,予以為是今人學詩之正軌。詩而能才、學、識、力四美並具者,捨同光其誰哉?猶有説焉。今日之世,清人未及見而能想見,宋人不可能見亦不可能想見,蓋自晚清以來,中國文化别生出一種全新傳統,於同一種傳統中,會心之際,必有遠甚於讀宋人詩者。每見淺人標榜唐音,若柳亞子唐玉虬者,皆思力淺薄之徒,不足與語也。李雪梅問:詩詞可以為集體性情感作表達嗎?為集體性情感做表達的東西又該如何講呢?
胡馬答:一切能打動人心的文學,不僅僅是詩詞,都是作者内心症候的真切反映。我師藍棣之先生説過,一切文學經典都是有病呻吟,我以為這是對真正的文學的最完美的定義。真正的文學,必然由作者個人内心病症憂煎而生,你不可能代替别人生病,所以你也不可能代替别人表達情感。為集體性情感做表達的詩,不是真正的文學,因為别人的病,也不可能生在你自己身上。我一向以為,大家所説的詩,其實可以分為樂府和詩二種。樂府是寫衆情,詩是寫個人之情。樂府以寫衆情,故去眞正之文學,終隔一塵。周邦彦的詞,因為大都是寫衆情,故絶不能動人。當然,寫什麽樣的情,是作者的自由,衹是作集體性情感表達的,絶非眞詩人。要求詩人作集體性情感表達的,不是暴君,就是做穩了的奴隸。
這裏還須辨析一個概念。中國文化在綿延數千年的過程中,形成了一些的文化積澱,文化積澱投射到人心,便形成一個階級——士大夫階級在集體心理上的趨同,這也可以説是一種集體性情感,但這種集體化情感與真正的詩之間,依然是以真詩人個體獨特的生命體驗、獨特的情感方式作為津梁。
朝露前塵問:胡馬兄曾說,甄別詩人最本質之一點在於判斷是否哀樂過人,對此我是極為贊同的。但不知「哀樂過人」這一核心之旨是否必須有某種絕對的前提?例如對儒家道德意識的信仰、人倫之情的醇正等等。譬如唐詩,受到唐代三教合一的沖擊和時代風氣的影響等原因,其價值觀多元化,重個性而輕名教,但在「詩藝」層面上,卻又確有絕人攀躋之姿。
胡馬答:詩的本質是自由,自由是詩旨的惟一的絶對的前提。没有自由之精神,便無所謂詩。捨自由外,亦更無所謂絶對的前提。
鄰寒生問:胡馬兄認為,詞應有其別於詩的溫婉別致的言辭;就傳承而論,學詞當以尊體為尚。對於以詩為詞的眾家作品成就,不知胡馬兄如何評價?吾輩初學填詞,是否宜學小晏以健雅詩句入溫婉詞篇的作法?
胡馬答:我對詩詞的區别與一般人均不同。我認為詩是講政治的,詞是講愛情的。衹有講愛情而又有詞的體式的作品,我纔認為它是詞。而講政治的詞,我認為它們是詩。所以半塘、彊村,都是詩人,他們的作品,在本質上是詩,而不是詞。風格問題,不是我關心的重點。半塘、彊村這些人,都是優秀的詩人,但不是優秀的詞人。
初學填詞宜自長調入,叔原詞多小令,不宜引為範本。而且叔原是天生的詞人,如無驚才絶艷的天姿,是學不了小山詞的。
釋憂草問:我發現,在將自己所見所聞寫入詩中時,往往少了一絲靈韻,總覺表達不出自己真實感受,詩作無精無神。而且,不知是否受現代白話影響,詩作往往略顯直白,看古人詩作,總虛實相生,然學生嘗試虛寫,奈何天資愚鈍,反如畫蛇添足。
胡馬答:對於一位成熟的詩人來説,他所寫的每一首詩,都是融入了他整個兒的生命體驗。他對人生苦難的承受、對理想的埶著甚至懷疑,都會打入詩中,而非為一時一地所見所聞所感。記錄一時一地所見所聞所感,這是記者的工作,卻不是詩人的工作。老杜説,作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同樣我們可以説,作詩如記者,見與兒童鄰。你的詩作無精無神,這不關詩藝的事,而是因為你的生命體驗還太單薄,你還没有形成你獨特的生命感悟。
至於説詩作顯得直白的問題,除了因為文言功底不够,也與你思想不够深刻,故没有深沉的東西作為支撑有關。文言功底不足,可以多誦讀文言文,衹讀詩,不讀文,寫不好詩。衹讀詩文,不讀思想性著作,同樣寫不好詩。
李雪梅問:當個人情感與集體性情感相一致時,詩寫眾情,亦言己情,是否詩中必要有字句言「己」?另外,誰來用什麼為集體性情感作表達?
胡馬答:拙著《綴石軒詩話》第二十九則云:「世間一切第一等詩詞,情感必具個人化、超越性之色彩,初與社會集體無涉,故奉命文學鮮有足稱。詩人自當悲憫人群,要須是悲憫人群之個人,當謹守自我,固藏元胎,慎不可走泄。羅膺中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歌:『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徼移栽楨幹質,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絃誦在山城,情彌切。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祈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倭虜復神京,還燕碣。』調寄滿江紅雖奉命文學,而『始嘆南遷流離之苦辛,中頌師生不屈之北志,終寄最後勝利之期望』(馮友蘭評語),詞意警拔,寄託幽微者,正坐元胎在焉。當彼之時,個人之追求、自我之理想,亦為全中國、全中華民族之追求、之理想,故能守藏自我,葆其元胎。苟非其人,苟非其時,則不能成此絕構。」文學藝術,歸根到底都是個人化的。詩人在寫作時,決不會想到與集體化的情感相配合,他衹是偶然相合。
為集體化的情感作表達的,衹有兩種人。一種是商業寫手,如宋代的周邦彦、柳永,或者當代的羅大佑、林夕、方文山;一種是天生的奴才胚子,比如各種奉命文學、主旋律文學的作者,又比如老幹體詩詞的龐大作者羣。
袍修羅蘭問:好絕句的標準是什麼?唐絕句與清人絕句哪個要好些?
胡馬答:王士禛云,七絶即唐人樂府。這句話的意思是,七絶就是唐人的流行歌曲。故唐人七絶風華藴藉,一唱三嘆,其風格空前絶後,是因為唐人七絶是要用來流行的,是要交給歌伎們唱的。而另一面説,正由於唐人的七絶是一種流行文學,故亦有流行文學所必然具有的淺俗之病,不能見出作者對這個世界的深刻體認,不能從作品中見出詩人的生命精神。從尊體的角度看,當然是以唐人七絶為極則,但如果從「詩的」而不是「樂府的」標準來説,清人龔自珍的那些相對於唐人已算破體的七絶,無疑更高一層。他的七絶就不是追求風華藴藉,而是追求茂鬰清深。其實不是他追求茂鬰清深,而是因為他本身是一位思想家,故下筆不自覺茂鬰清深。
所以你的問題的答案是,以什麽樣的標準看待七絶這一文體,就看你是要做一個單純而快樂的人,還是做一個儘管有著無窮痛苦卻一刻也不能停止思考的人。
水浪湧問:記得三年前有位師兄言及,三應(應景應事應酬)之作不可多為,免傷文心;而今老幹一派多喜習之,其“詩詞集”常見,實令人嘔吐。 這應酬指的是酬唱的嗎?胡馬答:友朋盍簪,道義相契,彼此酬唱應答,頗能見出作者眞性情。此種酬唱,絶非應酬。今天老幹一派喜為之酬唱,其根源則在於酬唱雙方之間,没有基於道義的深摰友情。其實,應酬之作泛濫,網絡詩壇的情形更嚴重。老幹一派更喜歡應景應事,是當代的應製體。
無論是應景還是應事,或是應酬,其病均不在「應」,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本是人情常態。「三應」之作,其病厥在情偽。我友矯庵有云:「要讓詩來找你,不能你去找詩。」但大多數人天生是没有詩心的,他們衹能用「三應」之作去掩飾他們的無知、無聊和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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